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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赢得国际宣传话语权的原因

新闻史学界一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国际传播事业始于抗战时期。从那时起,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作为抗战最主要的政治力量,在充分认识到国际宣传极端重要性的基础上,围绕国际形象和话语权,展开了持续、系统的国际宣传实践和竞争。抗战中后期,国共两党在国际宣传上优势对换,促进了两党在政治实力上的优势对换,深刻地影响了战后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

内容摘要:以“3S”(史沫特莱、斯诺、斯特朗)的频繁到访延安和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在根据地持续6个月的采访活动为代表,中国共产党成功将根据地建设成就和党的良好作风大规模传播至海外舆论场。第三,以美国官方代表团——美军延安观察组进入革命根据地与中国共产党展开深入交流为代表,国民党在美国全力组织的反共“特种宣传”全面失败,我党的政治先进性以及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获得充分承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格局中真实力量和合法地位得到深度接受。总的来看,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宣传尽管受到各种不利条件的约束,但凭借政治上的先进性、有效的动员与组织能力,赢得了国际宣传的主动权,成功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传播于世界。

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记者与新闻团体用专业化的报道,推动中国抗战的国内、国际传播,鼓动了中国民众的爱国热情,争取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舆论支持,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本期专题刊发的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展现中国新闻界在抗战救亡运动中表现出来的职业精神和民族气节。

毛泽东关于军事外宣的思想与实践梳理时间:2014-08-26 来源:未知 作者:小韩 本文字数:8483字 澳门皇家赌场55533网址 1

国共两党国际宣传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宣传;根据地;抗战;记者;传播;政治;舆论;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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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也是一位新闻和舆论宣传大家,他是中国共产党军事外宣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者。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过程中,毛泽东在军事外宣方面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系统的思想。毛泽东军事外宣思想和实践是他整个对外宣传思想和实践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以往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战争指导等诸方面,而尚未见有毛泽东军事外宣思想的研究成果。本文试图对毛泽东关于军事外宣的思想与实践作一初步梳理,以期抛砖引玉。

优胜态势的艰难转换

作者简介:

中国抗战时期的国际传播

  一、重视借助外媒打破国民党的新闻舆论封锁

抗战伊始,国共两党都通过制定出台专项文件法规、成立专门机构等手段,将国际宣传纳入政党全盘工作之中,制度化地处置国际宣传事务,进行专门安排和周密组织。两党相较,国民党方面在人财物投入力度、相关实践的规模化专业化程度上明显占有优势。国民党国际宣传处在境内境外布设了完备架构,与外交机构密切合作,稳定开展工作;反观中国共产党,虽然也在东南亚等地相继建设了一些宣传站点,但大都规模小、维系时间短,尤其难以在美英等重要的国际宣传目标国家持续开展宣传。国民党组建掌握的国际短波台、中央社等媒体具有相当的国际覆盖力,而中国共产党虽在新华社新设了英文部,但信息传播很难直接达及海外社区。

  以“3S”(史沫特莱、斯诺、斯特朗)的频繁到访延安和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在根据地持续6个月的采访活动为代表,中国共产党成功将根据地建设成就和党的良好作风大规模传播至海外舆论场。

王润泽 肖江波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蒋介石掌控全国新闻舆论宣传机器并实施严格的新闻检查和管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根据地成了宣传“禁区”,并被丑化和妖魔化,“被国民党广泛地无孔不入地宣传为杀人放火,奸淫抢掠,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要祖国,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讲道理,共产夫妻,人海战术,总之是一群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人”。①毛泽东在领导革命斗争中,十分关注和积极谋求向全中国、全世界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根据地,使外界了解其真相,打破国民党的新闻舆论封锁。

但从实际效果看,国民党并没有因为物质投入、媒体实力、组织规模等方面的优势而收获更多的国际舆论支持,反而随着战局每况愈下;而中国共产党逐渐把握了国际宣传的主导权主动权,进而取得整体性的优势。具体表现有三:第一,以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国际宣传组在重庆的出色工作为代表,中国共产党逐渐取信于外国在华记者,沟通交往顺畅友好,而国民党则因其严苛、偏狭的管理政策,开始遭遇在华外国记者群体性的反感和反抗。第二,以“3S”(史沫特莱、斯诺、斯特朗)的频繁到访延安和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在根据地持续6个月的采访活动为代表,中国共产党成功将根据地建设成就和党的良好作风大规模传播至海外舆论场。第三,以美国官方代表团——美军延安观察组进入革命根据地与中国共产党展开深入交流为代表,国民党在美国全力组织的反共“特种宣传”全面失败,我党的政治先进性以及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获得充分承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格局中真实力量和合法地位得到深度接受,外宣的成功推动实现了外交的破冰。

  新闻史学界一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国际传播事业始于抗战时期。从那时起,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作为抗战最主要的政治力量,在充分认识到国际宣传极端重要性的基础上,围绕国际形象和话语权,展开了持续、系统的国际宣传实践和竞争。抗战中后期,国共两党在国际宣传上优势对换,促进了两党在政治实力上的优势对换,深刻地影响了战后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

国际传播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政治传播,其目的性强,追求传播效果,注重信息接收者在政治观念和态度上向传播主体希望的方向转变;传播内容侧重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于传播者的外交政策有积极推进。传播主体是政府或政府主导的传播,传播途径必须倚重国际声誉和地位较高的世界主流媒体和记者。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对国际传播均十分重视,做了大量工作。

  毛泽东采取的策略就是邀请进步、正直的外媒人士到苏区参观采访。1936 年 7 月 13 日,在宋庆龄的帮助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医生马海德到达陕西保安,受到毛泽东及在保安的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②从而开启了外媒人士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和根据地采访之旅。1944 年 6 月,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国民党被迫批准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①访问了延安。同年 7月,经过多方面的酝酿和促成,美军观察组②来到延安。

政治先进性奠定中国共产党

  国共两党国际宣传优胜态势的艰难转换

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共产党、中国报人、国际媒体在华记者等,共同推动了中国抗战的国际传播,争取获得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舆论支持。

  这些外国媒体人士到达延安后,中共和毛泽东为他们的参观访谈提供了充分便利的条件。埃德加·斯诺谈到毛泽东当年在苏区与他交谈的情形时说: “他时常搁下大堆报告和电报,取消一些会议,以便跟我交谈。”③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美国记者冈瑟·斯坦回忆在延安的访谈说:“毛泽东按照我的需要腾出足够的时间来详细回答我向他提出的一切问题。在我好奇爱问的新闻采访中,没有一个对象有他那样的耐心。”④毛泽东还指示专门负责对外联络宣传的交际处: “今后来延安的客人,凡要求见我的,你尽可以答应他们,并把他们的要求及时告诉我。”

国际宣传的优势

  抗战伊始,国共两党都通过制定出台专项文件法规、成立专门机构等手段,将国际宣传纳入政党全盘工作之中,制度化地处置国际宣传事务,进行专门安排和周密组织。两党相较,国民党方面在人财物投入力度、相关实践的规模化专业化程度上明显占有优势。国民党国际宣传处在境内境外布设了完备架构,与外交机构密切合作,稳定开展工作;反观中国共产党,虽然也在东南亚等地相继建设了一些宣传站点,但大都规模小、维系时间短,尤其难以在美英等重要的国际宣传目标国家持续开展宣传。国民党组建掌握的国际短波台、中央社等媒体具有相当的国际覆盖力,而中国共产党虽在新华社新设了英文部,但信息传播很难直接达及海外社区。

借力外媒“为我宣传”

  ⑤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则指出,积极主动接受外媒采访的毛泽东对于中共和红军发挥了显着的榜样和示范作用: “前一年,毛泽东对埃德加·斯诺开放了,于是,所有的门也向我敞开。共产党在五月召开代表会议的那几天里,朱德带着他的那些将领们来访问我,……我为我的几本书,特别是为《中国共产党人》这本书,收集了三十四个人物小传,还进行了许多其他的采访———这一切,都是因为毛泽东带了一个头。从礼节、礼仪到外交政策,事事都由毛泽东裁决。”

历史往往经过时间沉淀后才看得更加清晰。今天整体性地反观史事,我们可以明确以下几点。

  但从实际效果看,国民党并没有因为物质投入、媒体实力、组织规模等方面的优势而收获更多的国际舆论支持,反而随着战局每况愈下;而中国共产党逐渐把握了国际宣传的主导权主动权,进而取得整体性的优势。具体表现有三:第一,以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国际宣传组在重庆的出色工作为代表,中国共产党逐渐取信于外国在华记者,沟通交往顺畅友好,而国民党则因其严苛、偏狭的管理政策,开始遭遇在华外国记者群体性的反感和反抗。第二,以“3S”(史沫特莱、斯诺、斯特朗)的频繁到访延安和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在根据地持续6个月的采访活动为代表,中国共产党成功将根据地建设成就和党的良好作风大规模传播至海外舆论场。第三,以美国官方代表团——美军延安观察组进入革命根据地与中国共产党展开深入交流为代表,国民党在美国全力组织的反共“特种宣传”全面失败,我党的政治先进性以及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获得充分承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格局中真实力量和合法地位得到深度接受,外宣的成功推动实现了外交的破冰。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连日用英语向世界播报,颠倒是非,将战争罪责嫁祸于中国。国民党高层意识到中日之间,军事战争外,更有国际宣传战不可忽视。为了进一步加强国际舆论动员工作,1937年底,国民政府成立国际宣传处,国宣处的主要职责是坚持中国抗战的正面宣传,加强与世界各地通讯社和报社的联系,争夺舆论主导权。该处由媒体经验丰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董显光等人负责,由总部和附属机构构成,设有英文编撰科、外事科、对敌科、摄影科、广播科和总务科,以及秘书室、新闻检查室、资料室和日本研究室。对外文字宣传、采集新闻、建立与国际着名媒体的关系以及审查新闻稿件是“六科四室”的主要工作。国宣处还在世界各地如伦敦、纽约、日内瓦、柏林、莫斯科、华盛顿、旧金山、芝加哥、悉尼、墨西哥城、巴黎等地设置办事处;在海外组建“别动队”,进行独立的个人宣传活动,如搜集情报、演讲、游说和募捐等活动。

  ⑥毛泽东邀请外媒人士来苏区和解放区,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的污蔑和诽谤,对于国内民众和世界人民更新相关认识,乃至由此对于美英法等盟国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毛泽东邀请来苏区的外媒人士中,以埃德加·斯诺的影响最大。“斯诺经过直接采访和观察后所作的栩栩如生的报道,第一次打破了国民党长达十年的新闻封锁,使国际社会第一次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那些被视为洪水猛兽的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核心的真实面貌……继斯诺之后,又有十几位西方国家的记者陆续访问了各抗日根据地,他们掀起了一股介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权和军队的热潮。他们的介绍为国际社会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美好形象———‘那个时代最富有吸引力的革命者’。”

第一,从根本上说,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宣传优势是由党在宗旨、作风等方面的政治先进性优势所决定的。从斯诺、白修德、爱泼斯坦等人的作品看,正是党的政治生活清廉民主、生活作风的艰苦朴素、坚持抗战的战斗精神以及党的领导人的人格魅力,使其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由陌生到熟悉、态度由平淡到钦佩、立场由中立到支持。相反,国民党方面与外国在华记者的离心离德,在国际舆论中原本良好正面的形象资产迅速流失,主要是因政治腐败、消极抗战、罔顾民生等政治统治落后性不断暴露,丑闻不断。最终,在抗战后期,延安在国际舆论中成了进步、光明的象征,同时,国民党腐朽、落后的印象也在国际舆论中逐渐定格。

1940年,国宣处曾提出“劝说美国人士来华”计划,其中的第一类对象,便是新闻工作者、作家、摄影师等,要“利用其以观察所得,为我宣传”。在这一政策的驱动下,重庆聚集了世界上知名通讯社、广播公司、报纸和杂志的办事处或代表,如美国的美联社、合众社、全国广播公司、《纽约时报》、《时代》、《新闻周刊》和《读者文摘》等媒体,英国的路透社、英国广播公司,法国的哈瓦斯社以及苏联的塔斯社等,重庆成为当时远东反法西斯战场的新闻中心。

  ⑦毛泽东在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中也指出: “关于共产党的真相究竟如何这一方面,大多数的外国人与大后方的中国人,还是不明白的,这是因为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与封锁政策为时太久的原故。但是情况已经在开始改变。大半年以来的外国舆论中,已经可以看见这种改变是在开始。这次记者团与观察组的来延,将为这种改变开一新阶段。”⑧
  
  二、讲究遵从“事实胜于雄辩”的宣传之道

第二,中国共产党极强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为迅速打开国际宣传局面提供了强力支撑。较之国民党,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宣传工作能够更好地实现统一领导、高效组织和科学调适。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中共中央就着眼中国革命中心任务的变化,很快确定了新的对外关系处理原则,改变了一概反帝的政策,并据此高效率地完成了加强国际宣传的工作安排和机构设置,快速形成相应的工作布局,创造性地开始工作,迅速打开局面。斯诺陕北之行,就是中共中央以及驻北平、上海、西安等城市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主动作为、周密筹划和协同组织的结果;中外记者参观团到中国共产党根据地的长时间活动,也是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延安交际处以及其他根据地机构各司其职、衔接配合来组织实施的。此外,中国共产党还特别能够根据政治和军事工作全局的需要,实事求是地制定国际宣传方针,并通过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使这些方针能够切实贯彻。相形之下,国民党方面的国际宣传机构虽然实力颇强,但却多有掣肘,科学的决策动辄得咎,偏颇激进的举措反而渐成常规。国民党国际宣传处在抗战后期虽专门安排工作整顿,但却背离初衷,工作成效非但毫无改进,反而更为倒退。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国际媒体中活跃着许多中国籍记者,比如英国路透社的赵敏恒、林芳白、孙瑞芹,美国合众社的王公达,法国哈瓦斯社的潘少昂,德国海通社的陈云阁,苏联塔斯社的刘尊棋等等。作为中国籍记者,他们向所供职媒体国家报道中国的新闻,积极帮助中国争取世界舆论支持。因为熟悉中国国情,他们常为多个国外媒体服务。比如在抗日期间,赵敏恒同时为7家国际媒体发布新闻,并且由他促成“中央社”和路透社的合作,帮助时任“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收回各国通讯社在华发稿权。

  毛泽东要求在党的新闻宣传工作中“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⑨在军事外宣中,毛泽东遵从“事实胜于雄辩”的宣传之道,正如他在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中指出的那样: “事实胜于雄辩,真理高于一切,外国人中国人的眼睛,总有一天会亮起来的。现在,果然慢慢地亮起来了。”

第三,在争取外国在华记者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所秉持的包容开放态度,起到了感召引领的直接作用。外国在华记者是争取国际舆论的关键节点。抗战中后期,在国民党对这一群体日渐提防和不满之时,1944年8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却将外国记者团对根据地的访问定位为:不是“普通行为”,而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表现出团结、争取外国记者的大胸怀和大局观。在组织协调中外记者组团采访根据地的过程中,周恩来提出“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理念,以及“民族、人民和党的立场,主动,真实,诚朴,虚心,认真”开展工作的具体原则。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靠自身的优良作风、魅力等大巧若拙地吸引和征服美英记者,另一方面则通过充分满足记者新闻需求,在安排采访对象、参观内容方面的精心设计,巧妙地展现过硬的证据来戳穿国民党方面的各种歪曲之词。

积极对外传播中共主张

  ①从新闻传播的一般规律来说,正义的事业往往能打动人心。只要有客观态度的人,哪怕意识形态不同,他们也会尊重事实。一是自觉追求军事对外宣传内容的真实可靠。美国记者白修德说,毛泽东“对于我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所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而国民党对于外国在华记者的态度,却从抗战中后期开始,日益刻板僵硬,新闻检查、限制采访、惩戒记者成为主要工作方法。1942年11月27日,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的《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中,就一厢情愿地要求国际宣传工作“应更加注意于本党建国主义之宣扬,以正国际人士之视听”。国民党的信息发布,对战事消息多加涂抹,失败的消息绝口不提,而有小胜则极力夸大,还多用缴获武器“无算”等极为夸张和模糊的语言进行不实渲染,遭到白修德等名记者的激烈批评。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也在向国内的报告中专门提及,国民党国际宣传对于不利于己的消息视而不见,聚精会神于渲染夸大的符号,逐渐丧失公信力。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也需要谋求国际社会的认同,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反法西斯东方战场上的重要作用、其合法地位和进步主张,改变国际社会对共产党的偏激印象。因此中国共产党在1935年调整了对外政策,从敌视所有的帝国主义,转变为“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对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

  ②埃德加·斯诺在谈到《西行漫记》一书说: “这一本书出版之后,居然风行各国,与其说是由于这一本着作的风格和形式,倒不如说是由于这一本书的内容罢。”至于《西行漫记》的内容,埃德加·斯诺认为,从严格的字面上的意义来讲,这一本书的一大部分不是他写的,而是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等人所口述的他们的斗争生活以及他们解释中国革命原因和目的的长篇谈话。

总的来看,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宣传尽管受到各种不利条件的约束,但凭借政治上的先进性、有效的动员与组织能力,赢得了国际宣传的主动权,成功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传播于世界。

1936年前后,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内容成为很多记者梦寐以求的新闻素材,斯诺、海伦、卡尔逊、史沫特莱、斯特朗等通过不同渠道报道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西部的军事成绩、传播中共主张。通过西方记者的切身观察,延安在国际媒体上成为中国进步、光明的象征,白修德、安娜丽和斯坦因等,表达了他们对中共的赞赏和认可,“与国民党相比,共产党是光芒四射的,在国民党是腐化的地方,它是洁白的;在国民党是愚昧的地方,它是英雄的;在国民党压迫人民的地方,它给人民带来了救济。整个抗战时期该党用英明的领导,不仅抗击敌军,保护人民,而且使人民脱离古老的苦难,这样获得了权威”;“这里没有厌战情绪,只有开路先锋者的社会的坚持的战斗热情,不论年龄多大,这里的人看来特别年轻,而且充满了欢乐与信心。”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也非常重视西方记者,抓住一切机会向他们阐述中共的意见和主张。

  ③埃德加·斯诺还指出,毛泽东等受访者对外新闻宣传内容是真实可靠的,即“在我看来,他说的话是真诚的、老实的。我有机会核对他的许多话,结果往往发现这些话是对的”。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负责人、国防大学副教授)

国际媒体对中国抗战的报道,为中国赢得了广泛的国际舆论支持。其中典型代表为卢斯创办的美国《时代》周刊、《生活》周刊、《财富》周刊对中国抗战不遗余力的舆论支持,使得美国民众对中国抗战的情感和支持大幅增加。

  ④这就意味着: 不是作家创造出来的“风格和形式”,而是《西行漫记》提供的事实本身———“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⑤塑造了完全不同于国民党宣传的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的崭新形象,从而征服了中外读者,《西行漫记》才有可能在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中产生十分强烈的反响。

建立自己的国际传播网络

  二是鼓励外媒人士“用你们自己的眼睛去了解我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大胆吸引包括外国记者在内的外媒人士到中共领导的根据地来,保证外媒人士在根据地和部队享有充分的新闻自由和活动自由,让外媒人士亲自观察事实,让他们向世界宣布真相,会比自己去说有力和有用得多。美国记者冈瑟·斯坦在延安的感受是,“他们并不想故意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显示出一种平静的保留态度。他们对我们的态度似乎是: 用你们自己的眼睛去了解我们”。⑥埃德加·斯诺以他亲眼目睹、亲身经历的事实,证实了毛泽东对他的谈话。被国民党宣传机器描绘为“十恶不赦”的土匪头子毛泽东,他的真实生活却俭朴得与普通百姓和士兵一样,而且他是那样的淳朴可亲,与普通百姓之间保持鱼水似的亲密关系。埃德加·斯诺据此得出了一个与国民党宣传相反的结论:“事实是,凡我在西北所见的没有什么可称之为‘恐怖’,而且我怀疑当时根本就不存在‘恐怖’。”⑦
  
  三是重视正面典型宣传与反面典型宣传、“正宣传”与“倒宣传”相结合的方法。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提出宣传鼓动应顾及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 “一方面利用已经产生并正在继续产生的民族革命典型( 英勇抗战、为国捐躯、平型关、台儿庄、八百壮士、游击战争的前进、慷慨捐输、华侨爱国等等) ,向前线后方国内国外广为传播。……再一方面,将敌人一切残暴兽行的具体实例,向全国公布,向全世界控诉,用以达到提高民族觉悟、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之目的。”⑧“倒宣传”指的是除报道正面的、有利的情况外,对负面的、不利的情况也作适当介绍。关于延安交际处如何做好外宾的工作,毛泽东提出: 组织来宾参观考察时,要尽力让他们对我们有全面的了解,要让他们看我们工作中的优点和成绩,也可让他们看看我们实际工作中存在的某些弱点甚至错误。⑨这种自我“揭短”,是与《参考消息》①“人为地把一种病毒放到人体里面去。实行‘细菌战’,跟你作斗争,使你的身体里头产生一种免疫力”的宣传教育原理是相通的,②目的在于促进“倒宣传”与“正宣传”之间达成良性平衡,增强舆论宣传的客观度和可信度。

除了借助国际媒体力量,中国还主动建立自己的国际传播网络,争取传播主动权。1939年2月,国民党建立短波广播电台,开始播音,1940年1月定名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用英、日、法、俄等语言进行新闻广播。共产党也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建立国际广播,在海外创办报刊,直接宣传中共的声音。

  三、注重根据形势需要精心选择军事外宣的内容和时机

1935年5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机关报《救国报》创刊于法国巴黎,与纽约的《先锋报》共同承担中共在海外的宣传任务。另外,共产党还利用香港通讯社进行海外宣传活动,如香港中国通讯社、国际新闻供应社、国际新闻社等。1940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刚刚成立时,就有一位日本女同志担任了日语播音员,每星期三播送对日军的广播节目。1944年8月15日,延安的英文广播开始面向世界传播。1944年8月29日,设在旧金山的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外国广播情报局的职员首次收到了来自延安的新闻播报。

  较于经济、文化等其他领域的对外宣传,军事外宣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多变,选择恰当的内容和时机显得更加重要。毛泽东善于根据多方面的因素权衡利弊,审时度势,抓住要害,及时调整军事宣传报道的思路和重点。

在国际宣传的队伍中,除了政府的宣传机构以及外派工作人员外,还有各大媒体派出的驻外记者。这些专职驻外记者常常要深入战场,比如《大公报》驻欧记者萧乾,1944年,他领到随军记者证从英国出发,抵达法国和德国战区。萧乾曾经报道了波茨坦会议、旧金山联合国大会和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中央日报》的乐恕人、陆铿和毛树清成为驻盟军总部随军记者,活跃在欧洲战场上,被新闻界称为“欧洲战场三剑客”。毛树清在欧洲战场三年,足迹几乎踏遍整个欧洲。在苏德战场和印缅战场同样活跃着中国报人的身影。胡济邦是中国派往苏德战场的唯一女记者,她目睹了苏德战争的全过程,写出了许多优秀的战地报道,并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

  一是注重根据形势的需要精心选择宣传内容。毛泽东在军事外宣中没有墨守成规、因循守旧,而是深知“兵无常势”、讲求宣传的时宜性。1936 年 4 月 9 日,毛泽东根据当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的形势发展的需要,同彭德怀致电张闻天,指出“目前不宜发布讨蒋令,而应发布告人民书与通电”,“在此时机发讨蒋令,策略上把我们自己最高的政治旗帜弄模糊了。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的旗帜下一致抗日……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在这口号之外,同时发布主张内战的讨蒋令,在今天是不适当的。”③1946 年 9 月 27 日,毛泽东根据解放战争初期形势的发展指示我党的新闻工作者: “文章的写法宜改变,因为在解放区军民中目前的中心问题不是对美蒋的幻想问题,存在这种幻想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向军民描写美蒋怎么厉害,怎么凶,这在七月以前是必要的,七月以后则不但不必要,且有副作用了。”④
  
  二是注重根据形势的需要精心选择报道时机。毛泽东指出: “对具体问题要作具体分析,新闻的快慢也是这样。有的消息,我们就不是快登慢登的问题,而是干脆不登。”⑤也就是说,毛泽东讲求宣传的时效性,但是他并非一味要求宣传越快越好,而是要求宣传适时、合时。毛泽东主张根据形势需要,对于有关军事消息分别采取“抢新闻”( 快播快发新闻,即“快登”) 、“压新闻”( 迟缓播发新闻即“慢登”,或者对新闻秘而不宣即“不登”) 的方式。只要选择恰当的报到时机,不论是先发制人还是后发制人,都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有效制敌。

有效的国际传播,提升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获得了更多的军事、经济和道义上的支持,提升了中国在外交方面的影响力。据研究,抗战期间,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同情逐年增加,从1937年8月的43%上升到1938年5月的74%,这促使美国政府在战争初期的“孤立主义”原则发生了改变。1944年,当民意调查机构向美国人民询问,他们认为哪些国家在一个国际组织中应拥有最大的发言权,63%的人把中国同英国、俄国、美国相提并论。1941年1月1日,26国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共同宣言》,中国被列为反法西斯世界四强之一。上善伐谋,次善伐交,下善伐城,中国民族救亡中的国际传播为中国赢得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3 年 7 月,蒋介石、胡宗南利用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准备以武力进攻陕甘宁边区。同时发动宣传攻势,大造反共舆论。中共决定发动宣传反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粉碎其可能的进攻。7 月 9 日毛泽东在致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董必武的电报中提出: “请速将‘七七’宣言、朱德致蒋介石、胡宗南电,延安新华社揭穿西安特务假造民意新闻及延安民众大会通电( 今日发出) 密印分发各报馆、各外国使馆、各中间党派、文化人士。”

  ⑥毛泽东在 7 月 13 日发给八路军山西前线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 “我宣传闪击已收效,不但七日外国记者纷纷质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而且引起英、美、苏各大使开会,根据朱德致蒋介石、胡宗南电警告蒋介石,不得发动内战,否则停止援助。更因延安紧急动员,使蒋介石害怕,不得不改变计划,内战危机似可克服。”毛泽东总结此次蒋介石阴谋迅速破产的我方宣传上的原因,“是我抓紧时机捉住反对内战、反对侮辱共产党两个要点,出其不意,给以打击。”其关键在于先声夺人、端正视听,即“重庆外国人是与蒋同时( 五日) 得到朱总电,故能于‘七七’纪念日引起质问及各大使干涉。”

  ①抗美援朝之初,毛泽东就明确地指出朝鲜战局在军事方面首要的决定因素就是“目前正在部署的战役是否能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

  ②为达成这一作战方针和部署,毛泽东组织指挥军事外宣工作予以密切配合。1950 年 10 月 19 日志愿军部队入朝当天,毛泽东拍发一封电报给中共中央中南局、华东局等领导同志,对于出兵朝鲜之事的宣传提出要求: “在目前几个月内,只做不说,不将此事在报纸上做任何公开宣传,仅使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知道此事。”

  ③10 月 25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两水洞地区取得第一场战斗的胜利,毛泽东于 10 月 27 日电告彭德怀: “暂时不宜发表作战新闻,待战役告一段落再发表为宜。”

  ④遵照毛泽东这一指示,在第一次战役期间,志愿军总部未发布战报,包括新华社在内的国内媒体也没有报道志愿军的情况。直至 11 月 5 日,第一次战役结束,我方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当日凌晨 2 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 “为了迷惑人的目的,目前还是不宜以联合司令部的名义发表战报。”

  ⑤事实证明,在军事外宣的密切配合下,志愿军“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的作战方针和部署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毛泽东一系列相关的作战电报中得到验证: 1950 年 10 月 21 日电报说,“截至此刻为止,美伪均未料到我志愿军会参战,故敢于分散为东西两路,放胆前进”。

  ⑥1950 年 10 月 30 日电报说“我方对敌人数量、位置、战斗力和士气等项均已明了,我军已全部到齐展开,士气高涨,而敌人对我方情况则至今不明了( 只模糊地知道我军有四万至六万人) ”。

  ⑦1950 年 11 月 18 日电报又说,“敌方对我实力还认为是六万至七万人,‘并不是一个不可侮的势力’,这点对我有利。”

  ⑧由此可见,在抗美援朝之初,毛泽东根据形势需要在消息报道上选择“慢登”,甚至在一定时期内“不登”,为出奇制胜的军事战略顺利实施和圆满完成立下了大功。

  四、致力开创和发展灵活多样的军事外宣方式方法
  
  在毛泽东军事外宣的思想和实践中,既强调脚踏实地,立足现有条件,因陋就简地开展军事外宣,也注意努力克服诸多困难,积极利用外援,借鉴和参考军事外宣的国际惯例。总之,毛泽东致力开创和发展灵活多样的军事外宣方式方法,努力争取更多的宣传机会和宣传时空,提升军事信息对外传播的数量和质量。

  一是军事外宣对象的广泛性。主要包括: ( 1) 外媒记者,例如埃德加·斯诺、海伦·斯诺。( 2)外国友军人士,例如美军观察组、美国军官埃文斯·卡尔逊。( 3) 外国学术界人士,例如,1937 年 6月 22 日,毛泽东在凤凰山住处会见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问题专家托马斯·阿瑟·比森、美国《太平洋事务》杂志主编欧文·拉铁摩尔、美国《美亚》杂志主编菲利普·贾菲等。⑨( 4) 外国宗教界人士,例如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牧师、美国教派联合中国救济委员会。( 5) 国际社会团体,例如,1938 年 7 月 2 日,毛泽东接见了国际青联访华代表团( 又名世界学生联合会代表团) 的全体人员,与他们进行了重要的谈话。①( 6) 外国驻华使领馆人员。

  二是军事外宣渠道的多重性。主要包括: ( 1) 发表声明、布告、宣言等。例如,1941 年 12 月 9日,毛泽东主持修改通过《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②( 2) 向媒体发表谈话,接受媒体采访,举行记者招待会。例如,1944 年 7 月 4 日,为庆祝美国独立 168 周年,毛泽东与朱德设宴招待在延安的美国侨民和中外记者团;③1945 年 8 月 28 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在重庆机场对中外记者发表书面谈话。④( 3) 写信或带信。例如,1939 年 5 月 24 日,毛泽东致函印度国民大会领袖尼赫鲁,感谢印度人民和印度国民大会给予的医疗和物质援助。⑤1945 年 11 月 10 日,毛泽东应赫尔利的建议,写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⑥( 4) 致电、约稿、题词。例如,1938 年 7 月 18 日,毛泽东与朱德致电巴黎《人道报》转国际和平大会,请求大会号召和组织各国人民,给正在英勇反抗法西斯侵略的中国人民和西班牙人民,以更大的同情和更大的援助。⑦1939 年 2 月 16 日,毛泽东应苏联《真理报》之约,为纪念苏联红军建立 21 周年撰写《中国军队应当学习苏联红军》等。

  ⑧三是军事外宣媒介( 载体) 多样性。主要包括: ( 1) 报刊。抗战时期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的领导下,为国民党统治区的外国记者了解和传播我党我军的真实情况、向国外民众宣传我党我军的立场主张,提供了较丰富的信息来源。1941 年 3 月,在延安出版了我党我军第一份对外宣传的外文月刊《中国通讯》,用英、法、俄三种文字刻印。( 2) 广播。

  在毛泽东的领导和关心下,1931 年 11 月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期间,“红中社”( 新华社前身) 向国外播发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外宣言”英文稿,开启了我党我军的对外宣传工作; 1940 年 12 月 30 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始口语广播;⑨( 3) 电影。1938 年 9 月,“延安电影团”成立,拍摄的《延安与八路军》《新四军的部队生活》《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 即《南泥湾》)等纪录片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 4) 小册子。例如,1944 年 8 月 6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致各级党委电,要求各地收到叶剑英同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谈话《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以后,多印小册子向党内、党外散发。( 5) 个体传播媒介( 载体) 。例如,在毛泽东领导和关心下,设法将我党我军的有关信息借助邹韬奋等进步媒体人士开展对外宣传,千方百计地将中国工农红军出版的《红星》报、《红色中华》报送到在华的境外媒体人士手中。此外,毛泽东在延安与外媒人士交往时,有时通过比较随意的私下谈话、文娱活动等开展军事外宣。

  四是军事外宣的名义灵活性。主要包括: ( 1)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例如1932 年 4 月 15 日,以此名义发表《对日战争宣言》。( 2) 新华社记者,例如,1945 年 3 月 8 日,以此名义发表《新华社记者评王世杰谈话》。( 3) 中共发言人,例如,1949 年 1 月 25 日,以此名义发表《中共发言人就和谈问题发表谈话》。①( 4) 新华社政治记者评论,例如,1959 年西藏达赖喇嘛叛逃印度后,印度当局官员于 4 月 18 日公然向国际社会散发了达赖喇嘛关于西藏叛乱的《声明》。毛泽东立即指示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撰写一篇评论进行反击,吴冷西写好《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后,毛泽东提出可以署名为“新华社政治记者评论”,认为这样的署名会引起人们的重视。②
  
  五、强调军事外宣要增强政治意识和组织纪律意识

  与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对外宣传相比,一般说来,军事外宣的内容更加敏感,传播更加迅速,影响更加重大。根据这样的特点,毛泽东在军事外宣中更加重视讲政治、讲纪律,始终强调增强军事外宣的政治意识和组织纪律意识。

  一是强调军事外宣要增强党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强调宣传要符合党的当前政策。1942 年 9 月 15 日,毛泽东在给陈毅的电报中指出: “在宣传方面,亦请注意向宣传人员说明,极力避免谈国民党坏处及作国共好坏比较。范长江头两篇通讯很好,已载解放及广播,第三篇不适当,故未发表,请向他说明目前政策,并代我向他致慰问。苏北报纸刊物请你抓紧,务使它们的宣传服从于党的当前政策。”

  ③其次,强调要抓紧党对宣传的关注和领导。1942 年 10 月 28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的指示,指出: “查各地中央局、中央分局对当地通讯社工作及报纸工作注意甚少,对宣传人员及宣传工作缺乏指导,尚不认识通讯社及报纸是革命政策与革命工作的宣传者组织者这种伟大的作用。……改正过去不讨论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的习惯,抓紧对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

  ④再次,强调注意掌握党的新闻政策和社论方针。1942 年 10月 28 日,毛泽东在给中央晋绥分局书记林枫的电报中指出: “整个通讯社及报社的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分局必须经常注意,加以掌握,使我们的宣传完全符合党的政策。”

  ⑤二是强调军事外宣要注意请示报告和服从上级命令。1949 年 1 月 26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华东局、中原局及淮海前线总前委的电报指出: 华中某分区地委一级同志不向上级请示,擅自回答从广州来的一位外国记者及从上海来的一位中国杂志社记者很多带侦察性和挑拨性的问题,……以后各地对于从国民党区来的一切情况不明的中外记者,必须拒绝接谈任何问题。对于确系革命的或同情革命的记者,是否接谈,亦须请示上级决定。任何下级人员,不得擅自表示态度。

  ⑥抗美援朝战争初期,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对于如何发布作战公报提出要求: “请与金( 指金日成———编者注) 商其内容,每次均须得你并报我同意。”

  ⑦1955 年 2 月 6 日,毛泽东批阅粟裕 2 月 1日关于发布《华东军区首长电贺解放一江山岛的部队》的新闻的检讨报告。这份检讨报告说,1 月21 日《人民日报》登载的该条新闻,是在华东军区主管首长不在的情况下,由秘书擅自答复同意发表的,这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毛泽东批复彭德怀并粟裕: “应召集有关人员( 包括新华社)开一次会,具体规定实行军委一月十二日指示的办法,并对华东军区有所批评与指示。”⑧炮击金门战斗之初,1958 年 8 月 23 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对列席会议的《人民日报》

  总编辑、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说: 找你来参加会是要你了解这突发事件。你的任务是要新华社迅速、广泛收集国际反应,重大反应要用电话传到北戴河来。报道和评论暂时不搞,观察几天再说,这是纪律。要告诉新华社、人民日报和广播电台的编辑部,服从命令听指挥,部队如此,新闻宣传单位亦如此。

  ①三是强调军事外宣要实施集中统一的领导。1941 年 5 月 25 日《中央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内对外宣传的指示》规定: ( 甲) 各军事领袖不得军委许可不准公开发表有关全国性的意见。( 乙) 一切对外宣传工作的领导,应统一于宣传部。( 丙) 各地方报纸下的通讯社,应成为对外宣传的重要机关。( 丁) 各地报纸的通讯社一律改为新华社某地分社。关于电台广播内容与广播办法等,应受延安新华社之直接领导。②1941 年 5 月 26 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了关于时局的报告,他在谈到党的对外宣传问题时指出: 过去习惯对外宣传不统一,表现在各根据地宣传政策不统一,今后要统一起来。③1958 年 9 月 3 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军委对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指示强调一切重要的行动和宣传都要遵守集中统一的原则,不得自作主张。毛泽东批示说指示及附件写得很好。④毛泽东军事外宣思想和实践着眼全局,既立足现实条件又具有相当的超前意识,既灵活、广泛地运用军事斗争谋略,又自觉地、严格地遵从舆论宣传规律,体现了原则性与策略性、技术性与艺术性、本土性与全球性的统一,在服务和配合政治、军事、外交斗争方面取得了显着成就,在国内和国际社会产生巨大影响,为我们开展军事外宣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也为我党我军军事外宣事业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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